第七卷（第3页）

这一次动笔前，我先费了一番功夫构思全剧大纲。我计划写作一出英雄芭蕾舞剧，各自独立的三幕分别讲述三个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搭配气质不同的音乐。每一幕都讲述了一位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给这部歌剧取名为《风流的缪斯》。第一幕音乐刚劲有力，主人翁是意大利诗人塔索；第二幕音乐缠绵悱恻，主人翁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第三幕的主人翁是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旋律洋溢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从第一幕入手，满腔热情，埋头写作，这种热情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谱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的大门，突然觉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回口袋，赶紧跑回家关起房门，拉上窗帘不透一丝光线，然后便躺在床上沉醉其中，乐思如泉涌。我用七八个小时便构思好了第一幕最精彩的部分。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塔索，我感受到自己对费拉拉公主的爱意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的崇高伟岸的情感，这让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真正在公主怀抱中度过一夜良宵还要美好百倍。第二天早晨，在疲倦和睡意的冲刷下，昨夜构思的乐曲只记得一小部分了，但即便这仅存的片断也能充分展现出完整乐章的精神气质。

这一次我没坚持到底是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密切的同时也与德·贝桑瓦尔夫人和德·布罗格利夫人保持着往来，她们没有忘记我。近卫军队长德·蒙太居伯爵先生经常讨好巴尔雅克[57]，经巴尔雅克一手提拔，最近刚刚升任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他兄弟德·蒙太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武官，与这两位夫人相识，也认识法兰西学士院的阿拉利神父，我有时也能见到这位神父。德·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正在物色一位秘书，便介绍我去。我们见面洽谈时，我对薪水的要求是五十金路易[58]。这是个体面的职务，自然需要做足排场，我开出的价码并不算高。但对方只肯付我一百个皮斯托尔，还要我自己承担路费。这太荒谬了，我们完全无法谈下去。加上德·弗兰格耶先生对我极力挽留，盛情难却，便留了下来，德·蒙太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福罗先生上路，两人刚到威尼斯就闹僵了。这位福罗先生是外交部委派的，他发现和自己共事的是个疯子，便丢下工作只身回到法国。德·蒙太居先生身边只剩下一位名叫比尼斯的青年神父，只会抄抄写写，无法胜任秘书的工作，于是他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人，对我百般劝说，暗示秘书这个职位还有别的收益，还许诺给我一千法郎的薪酬外加二十金路易的路费，终于说动我动身出发了。

经过里昂时，我原想取道瑟尼山，顺路去看看我亲爱的妈妈。可是一方面考虑到局势不太平，最好节省一点；另一方面，我还要去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领兵的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取护照，所以只能从罗讷河顺流而下，到土伦乘海船前往威尼斯。德·蒙太居先生没有我不行，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催我快去，然而一场意外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时意大利墨西拿正在闹瘟疫。驻扎在那里的英国舰队对我乘坐的海船进行了检查。于是在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我们一抵达热那亚就接受了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有权选择隔离期间住在哪里：可以留在船上，也可以住在检疫所。不过有人事先告知我们，检疫所还没来得及布置，除了四面白墙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接受隔离。至于我呢，船上暑热难耐，空间狭窄，无法走动，又有跳蚤，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领到一座三层楼房里，屋里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凳子一无所有，连能充作床铺的干草垛也没有。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只行李箱也被人送到这里，接着大门便上了锁。我独自一人待在屋里，整栋楼任凭我随意闲逛，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孤寂和空虚。

这一切并没有让我后悔选择了检疫所。我就像新时代的鲁滨逊一样开始规划未来二十一天的生活，仿佛打算在检疫所度过余生似的。

捉虱子是我的第一项消遣，我饶有兴趣地捉着船上带来的虱子，把浑身上下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一只虱子也没有了。随后，我开始着手布置自己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厚厚的床垫，将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床单，用睡衣做被子，大衣卷起来当枕头。一只行李箱放平成了坐凳，另一只箱子立起来充当桌子，我拿出纸张和文具盒，将带来的十几本书整整齐齐排成一列。我把屋子布置得井井有条，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检疫所里几乎和在维尔德莱路网球场的家里一样舒适。给我送饭的排场相当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我的饭菜。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楼梯口的平台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座椅。送饭的人摆好饭菜，临走时摇一摇铃，算是请我入席。两顿饭之间的工夫，我要么读书写字，要么布置房间，要么去新教徒公墓散步，那座公墓便是我的庭院。我可以从公墓登上面朝海港的灯塔，在塔顶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

我就这样打发了十四天的时光，要不是法国大使德·戎维尔先生特批给我缩短了一周，我在那里待满二十一天也丝毫不会厌倦。我给德·戎维尔先生写了一封浸了醋、涂了香料、熏得半焦、经过消毒的信，检疫观察的最后八天时间是在他府上度过的。我必须承认，德·戎维尔先生家比检疫所舒服一些。他对我很不错，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拜访了好几户人家，玩得很尽兴。我和他就此成了朋友，后来很长时间都还常有书信往来。

检疫观察结束之后，我横穿伦巴第继续赶路，一路上都很愉快。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和帕多瓦，最后终于抵达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等在我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公文，有的来自宫廷，有的来自其他大使馆。虽然大使先生手里有密码本，但是密码写成的公文他全都看不懂。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在行政机关工作过，在此之前也从没见过外交使节的密码，所以我起初还担心这份工作会很棘手。不过我很快发现这份差事再简单不过，不到一星期便完成了全部密函的破译。其实这些函件根本没必要加密，因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本身就是个闲职，再说，谁也不愿意把事情交给德·蒙太居这样的人去办，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在我来此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清楚，所以我对他非常有用，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不过，他待我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前任德·弗鲁莱先生因为精神失常而离职之后，一直是领事勒布隆先生代管大使馆事务，在德·蒙太居先生上任之后还继续执掌馆务，直到新任大使熟悉工作流程为止。德·蒙太居先生自己无能，倒嫉妒能干的人，所以他讨厌这位领事。我刚一到任，他就从勒布隆先生手中抢过大使馆秘书的职责交给了我。职责与头衔是分不开的，他便让我顶上了大使秘书的头衔。在我跟着他的那段时间，他总是让我以大使秘书的身份与参议会和外交官员打交道。仔细想来，他不愿让领事或宫廷委派的人做大使馆的秘书，而要自己手下的人来担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样一来，我的日子便好过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使馆内的大部分职员都无法和我一争高下。我成功利用自己的权威捍卫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闯入使馆区寻求庇护都被我阻止了，那些威尼斯籍官员绝对不会阻止此类行为。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大使阁下也并非不乐意坐地分赃，但我从来不容许匪徒躲进大使馆利用豁免权逃脱制裁。

秘书处通常有一笔称为办公费的特殊收益，大使阁下连这笔收入都好意思要求分一杯羹。当时正值战争时期，难免要签发许多护照。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可以收入一枚威尼斯金币。我此前的所有秘书都要收取这一枚威尼斯金币，不管办理护照的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项不成文的规定不公平，虽然我本人不是法国人，但我却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枚威尼斯金币的费用；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我就不客气了，而且是非要不可。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考蒂侯爵派人来我这里办了一份护照，但没有送上一个威尼斯金币的护照费，我便派人向他索要。对于我的胆大妄为，那个爱记仇的意大利人一直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对护照税做了这番改革之后，来办护照的忽然全都自称是法国人了。他们蹩脚的口音五花八门，有的说自己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自称是庇卡底人，有的则说来自勃艮第。我的耳朵很灵，这些南腔北调绝对骗不了我，我自信没有一个意大利人能蒙混过关免去这一枚威尼斯金币，也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笔税款。德·蒙太居先生原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竟然蠢头蠢脑地把自己的改革告诉了他。一听到“金币”这个词，他立刻竖起了耳朵。他对法国人免交护照费一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提出要和我平分外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同时承诺让我得到一些等价的好处。我倒不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而是他这种卑鄙的做法让我极其愤慨，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要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行，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留下属于自己的利益，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不会让给您哪怕一个苏。”他眼看好说好商量行不通，便另辟蹊径，竟然不知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这笔收入，那么办公室的开支理所当然该由我承担。我不愿在这一点上锱铢必较，从此往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线绳，乃至我让人重刻的印信，都是我自掏腰包，他从来没有补偿过一个苏。我把护照费收入的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他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从来没想过用这种方式挣钱。我们俩一直相处得很好，他对我很不错，我自然投桃报李。

试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份差事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棘手。我侍候的是一位和我一样毫无经验的大使，而且他无知又执拗，我凭自己的良知和有限的知识，兢兢业业地为他和法国国王效劳，可他却好像故意要和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一件就是和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交好。马利侯爵是个精明人，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牵着德·蒙太居的鼻子走，不过侯爵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总是给他出谋划策，而且都是些明智的好主意，无奈德·蒙太居总是在执行时自作聪明。他们两人需要联手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设法让威尼斯人在战争中保持中立。[59]威尼斯人总是口口声声宣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向奥地利军队出售武器，甚至以逃兵的名义提供兵员。德·蒙太居先生有意讨好威尼斯共和国，因此不顾我的劝阻，执意要我在每份报告中都谎称威尼斯共和国不会违背中立的诺言。这个固执又愚蠢的可怜虫总是让我写荒唐话，做荒唐事。既然他一意孤行，我只得唯命是从。有时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比如，他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一定要用密码，事实上这两种报告都没有任何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宫廷的公文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去，没有那么多时间破译和编译密码，再说我还有许多信要写，都要赶在同一时间让信使带走。对此，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在星期四给第二天才能寄到的文件草拟复文。他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妙不可言，纵然我劝告他这种滑稽的方法完全行不通，可结果还是不得不照他的吩咐去做。

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总是先记录下一周内他匆忙交代我的几句话和他道听途说的几则消息，根据这点材料在每个星期四的早晨拟好星期六要发的文件稿，然后送给他审阅，顶多再根据星期五文件的内容略作增删修改，就成了我们发回的复文。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每收到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消息的来源地。这让他的函件可笑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向外交国务秘书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的新闻，向海军国务秘书德·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的消息，向法国驻瑞典大使德·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新闻，向驻俄国大使德·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的新鲜事。他有时甚至只是让我在措辞上稍加改动，然后把每人发出的消息各自寄回给发信者本人。在我送给他签字的文件中，他顶多匆匆扫一眼呈上宫廷的文件，发给其他大使的公函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签上名字，这就给了我些许的自由，可以根据我觉得合适的意思对寄送给大使的公文略作调整，至少可以让那些消息相互交换一下。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就不可能修改了。他经常临时添上几句别出心裁的话，让我不得不赶紧将全文重新誊抄一遍，把他心血来潮想出的文理不通的话编成密码加进去，否则他就不肯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考虑，想用密码加进一些与他所言不尽相同的话，可是转念一想，我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擅自行事，因而也就任他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反正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现在只好冒着风险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这样正直、热诚、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理应得到他的报答。上天赋予我纯良的天性，一位最好的女人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天性、教育和修养造就了我，现在正是我展现自己优点的时候。而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那时的我只凭一己之力孤身闯荡，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身在异乡，效忠外国，终日与骗子无赖为伍——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怂恿我和他们同流合污，可我绝不同他们沆瀣一气。我对法国其实毫无义务可言，但我依然尽心尽力为法兰西王国服务，不遗余力地为大使效劳。在我所处的重要岗位上，我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得到、实际上也确实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尊重，得到了和我们有联系的诸位大使的尊重，也得到了长住威尼斯的所有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替的那位领事也不例外。我知道，我负责的业务原本属于他，我顶了他的位置，心里很是抱歉，不过这些业务带给我的麻烦远多于乐趣。

德·蒙太居先生完全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不会过问他职务上的细节，于是德·蒙太居先生就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职务。如果不是我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本国的大使。当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根本不愿听他们说话，总是敷衍了事，时间一长，他们也就灰了心。久而久之，大使先生身边和餐桌旁再也见不到一位法国人——他从来不邀请法国人来吃饭。我时常主动做一些应该由他来做的事情：但凡有法国人来求他或是求我，我总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要是在其他国家，我还会做得更多一些。但是在这里，职权有限，我无法见到更有地位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常常向领事求助。而领事先生是有家室的人，已经在这个国度定居，因此也有自己的顾虑，不能为所欲为。有时候我见他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不敢说话，干脆自己冒险去大胆交涉，有好几次竟然还成功了。其中有一次交涉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一睹科拉丽娜和卡米耶这对歌剧姐妹花的芳容，全是我的功劳。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当时姐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和女儿们已经同一个意大利戏班签订了合同，可他收到两千法郎的路费之后，不但没有动身，反而优哉游哉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登台演出。那时还是个孩子的科拉丽娜已经很受欢迎。德·热弗尔公爵以首席御前侍从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嘱咐他找到他们父女。德·蒙太居先生随手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只是一句：“您瞧。”我找到勒布隆先生，请他和负责圣吕克戏院的贵族交涉，维罗奈斯已经接受了法国国王的聘请，那个贵族应当立即辞退维罗奈斯。我还记得那位贵族的姓氏是祖斯提尼亚尼。勒布隆先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办得一团糟。祖斯提尼亚尼闪烁其词，敷衍了事，最后也没有解雇维罗奈斯。我很生气。当时正逢威尼斯狂欢节。我便披上斗篷戴上面具，乘船去了祖斯提尼亚尼的宅邸。看到这艘挂着法国大使徽章的贡多拉划了进来，大家都吃了一惊。这在威尼斯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我进了宅门，让人通报说“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求见。我一进门就摘下面具，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位元老院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我用威尼斯话对他说：“此番前来打搅阁下，在下十分抱歉。但是阁下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位维罗奈斯，此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力，我们三番五次请您归还此人未果，在下此番前来，便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您索要此人。”我这短短一番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便跑去报告了国家审核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星期之内不动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上路了。

还有一次，我单枪匹马替一位商船船长解了围。这位船长是马赛人，名叫奥利维，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与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斯洛文尼亚人产生了纠纷，大打出手，违反了当地法律，受到严厉处罚，船被扣留，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擅自上下船。船长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却说这不属于商贸活动，他无权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找到了我这里。我向德·蒙太居先生进言，请他准许我就此事向参议会提交一份备忘录。我记不清他当时是否应允了我的提议，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提交了备忘录，只清楚记得自己的交涉毫无结果，船还是被扣在那里。我另想了一个办法，将这件事情的经过写进了一份报告，附在呈送给德·莫尔巴先生的公文里——就是这么简单的举措，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征得德·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然无须拆检，但在威尼斯却经常被拆封检查，这一点证据确凿，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经常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差。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我曾建议大使对此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予理会。这一次，我在公文里报告这桩针对法国船只的迫害事件，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释放被扣押的船只。如果真要等宫廷的批示，船长恐怕撑不到那时候就破产了。除此之外，我还拉着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泽尔神父同我一起亲自前去询问商船上的船员。帕蒂泽尔神父很不情愿，他们那帮可怜虫都害怕得罪威尼斯元老院。既然禁令规定不能上船，我便待在贡多拉上做笔录，高声讯问每一位船员，诱导他们做出有利的回答。

我本想让帕蒂泽尔神父来发问并亲自做笔录，这原本是他的业务范围，他比我更适合做这个。可他就是不同意，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在笔录上签字时也是不情不愿。我的所作所为固然有点冒失，但是效果却很好，商船在外交大臣的批复到达之前很久就解禁放行了。船长想送我一份礼物，而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心平气和地说：“奥利维船长，您想想，我连法国人现成的护照费都不收，难道还会靠国王的保护来为自己谋私利吗？”他请我至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还邀请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卡利约和我一同前往。这位聪明伶俐的卡利约很讨人喜欢，后来调任到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当秘书，之后又成了代办。我效仿法国的大使们，与他过从甚密。

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着力所能及的好事，倘若我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有条不紊、细致周密，避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却让自己吃苦头，那该有多好啊！在我所处的位置上，一点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我始终小心翼翼，免得在公务上出岔子，对本职工作始终殚精竭虑，一切都办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唯独有一两次翻译密码时赶得太急，忙中出错，让阿梅洛先生手下的人埋怨了几句。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别人，都没有指责过我工作上的疏忽。像我这样马虎笨拙的人，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但是，我对于委托给我的私人事务有时却很健忘，也不够细心。我爱讲公道，所以总是自己主动承担责任，而且自觉自愿，绝不等别人来抱怨。在这里我只举一件事情为例，这件事与我离开威尼斯不无关系，而且在我回到巴黎之后还能感觉到此事的影响。

我们的厨师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旧欠条，是一位名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写给鲁斯洛一个卖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欠条交给我，请求我想办法让对方还一部分钱款。我和他都心知肚明，在外国欠债，回国就赖账，这是威尼斯贵族一贯的作风；要是逼他们还钱，他们就一拖再拖，让倒霉的债权人耗尽时间、金钱和耐心，最终灰心丧气，要么彻底放弃，要么捡回几个钱了事。我委托勒布隆先生与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这是他开出的欠条，但就是不肯还钱。争来吵去，最后他总算答应偿还三枚威尼斯金币。等勒布隆把欠条送到他府上时，他还没凑足三枚威尼斯金币，我们只好继续等下去。在等着还钱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大使闹僵了，准备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偏偏不见了鲁斯洛的那张欠条。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欠条交还给我了。我深知他为人正派，不会信口雌黄，可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张欠条究竟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这笔债务，我只好请勒布隆先生设法讨回那三枚威尼斯金币开一张收据，或者让查内托再重写一张欠条。查内托得知欠条不见了，自然不愿还钱，这两种办法他都不肯接受。我只好自掏腰包，给鲁斯洛三枚威尼斯金币作为欠条遗失的赔偿。他不肯接受这笔钱，他把债权人的地址给了我，让我到巴黎去找债权人协商处理。那个假发商了解事件经过之后，表示要么把欠条还给他，要么由我偿还全部债务。我当时气得要命，真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欠条找回来！最后，我只得在手头最拮据的时候自己出钱偿还了二百法郎钱款。就这样，欠条丢失反而让债权人收回了全部欠款；那张欠条找到了算他倒霉，恐怕连查内托·那尼阁下许诺的十个埃居都收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