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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戈弗古尔来往很密切，他因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一趟，建议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但我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家长的照顾，所以让她跟我一起去，留下她母亲看家。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1754年6月1日启程了。

这次旅行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我活了整整四十二年，直到这次旅行才第一次遇到触及我本性的事——我那与生俱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充分信任他人的本性。

我们租了一辆马车，中途不换马，每天只能走很短一段路。我时常下车步行。刚走了一半路程，戴莱丝告诉我她非常讨厌单独和戈弗古尔待在车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要下车时，她也就下车跟我一起走。我对她这任性的脾气责骂了好一阵子，甚至坚决不许她下车，最后逼得她不得不向我说明了其中的原因。我这位年过六十的朋友患有足痛风，又因寻欢作乐搞垮了身体，这么一位老态龙钟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从我们出发时起就盘算着要勾引一位既不貌美也不算年轻而且属于他朋友的女人，当我得知这一情况时，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仿佛从云端坠入泥潭。他的手段极其卑鄙，下流无耻，竟然把自己的钱袋送给她，还拿了一本淫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随身携带的春情淫画，企图借此撩拨她。戴莱丝气愤至极，有一次甚至把他的淫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还听说，旅途的第一天，趁我被剧烈的偏头痛折磨，没有吃晚餐就去睡觉之后，他利用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对她动手动脚，简直是个老色鬼，像只发情的骚公羊，与我无比信任乃至以妻子相托的正人君子判若两人。我多么震惊啊！多么出乎我意料的伤心事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一种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友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现在，平生第一次，我不得不把友谊和轻蔑联系在一起，不得不把我的信赖和尊敬从我所爱的、还自以为被爱的人身上收回来了！那个无耻之徒还在我面前隐瞒他卑鄙龌龊的行为。为了不让戴莱丝为难，我也只好装作不知道，将他永远不会得知的厌恶埋藏在心灵深处，免得在他面前流露出对他的鄙视。友谊只是温情而神圣的幻象啊，戈弗古尔第一个为我揭开了虚幻的面纱。从那以后，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不断揭开这块面纱啊！

我到里昂就跟戈弗古尔分了手，走上了通往萨瓦的道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从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路过却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天呐，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她堕落到了怎样的境地啊！当初她的美好品德还剩下什么？她还是当年彭维尔神父让我去投靠的那位美貌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真是痛心！我看她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只能换个环境。此前我已在书信往来中再三敦促她来和我一起安安静静地生活，我愿意和戴莱丝倾尽毕生之力让她享享清福，此番我再一次言辞恳切地请求她，然而还是无济于事。她死守住那份年金，听不进我的劝告，虽然她那份年金照领不误，但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她自己根本花不到一个硬币。我把自己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心里清楚分给她的钱最后也花不到她身上，我原本应该而且一定会多给她一些。

在我旅居日内瓦期间，她到沙伯莱做了一次旅行，还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她身上钱不够了，无法继续前行，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让戴莱丝给她送了一笔钱。可怜的妈妈啊！让我对她心地善良的行为再大书一笔吧。她身上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是一枚小戒指，她把戒指从手上摘下来戴在戴莱丝手上，戴莱丝立刻摘下戒指戴回妈妈手上，流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知恩图报的绝佳时机啊！我应该抛下一切跟她走，和她相扶相携，同甘共苦，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可我没有那么做。我心里有了牵挂，也看不出自己对她有什么帮助，所以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我为她扼腕叹息，却没有随她而去。在平生种种让我内疚的事情当中，这一件让我最为痛心疾首、抱憾终身。为了这份亏欠，我理应受到从此以后不断落在我头上的可怕责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忘恩负义的罪过！我做下了寡情薄幸的事，却深深刺伤了自己的心，这足以证明，我本质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离开巴黎前，我已经拟好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那篇文章的献词。这篇献词是在尚贝里写完的，所以最后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写于尚贝里，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写著于法兰西或者日内瓦，免得有人挑刺。一到日内瓦，我便沉浸在驱使我回到此地的共和主义激情之中。人们对我的热烈欢迎让我心中的激情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款待和爱护，胸中澎湃着爱国主义的热血。不过，因为我摒弃了祖祖辈辈的宗教信仰，改信另一种宗教，所以我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这又让我感到羞愧。于是我决心公开重新皈依祖先的宗教。

我认为，所有基督徒使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教义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不同的人对难以理解的内容做了各自的解读，这样一来，在每个国家中，只有统治者有权决定信奉哪种宗教，对不可理解的内容规定种种教条，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些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信仰和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往来远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我生来厌恶无谓的辩论和派系之争，反而更加坚定了内心的信仰。我对人和宇宙的研究让我始终专注于主宰人和宇宙的因果与终极智慧。几年以来，我专心研读《圣经》，特别是其中的福音书，最不配了解基督的人们对耶稣所进行的卑劣而愚昧的阐释只能让我鄙夷。总之，哲学让我追求宗教的精髓，同时也使我摆脱了遮蔽宗教光辉的不足挂齿的垃圾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性的人而言，不可能存在两种笃信基督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涉及形式和纪律的一切在任何一个国度都属于法律的范畴。基于这一逻辑——这一合情合理的、具有高度社会性、极其平和却给我招来无数残酷迫害的逻辑原理——当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我要做这个国家的公民，那就应该是一名新教徒，重新皈依日内瓦公国既定的信仰。

我决定就这么做，甚至屈从于教区牧师的指导，当时我所居住的地方远在城外，属于另一个教区。我希望不必非要去教务会议前接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早有明文规定。不过，他们愿意为我法外开恩，委派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单独来听我的皈依誓言。不幸的是，佩德利奥牧师——此人亲切和蔼，和我交情不错——竟然对我说，大家很想听听我在委员会面前的发言。这种期待让我惊惶万分，用了三个星期没日没夜地准备一篇短小的演讲稿，然而到了上台宣读的时候却紧张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在委员会面前，我成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为我说话，我只能呆呆地回答是或不是。后来，我就被纳入教团，恢复了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登记在保安税册上，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需要缴纳。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次特别全体会议，在执行委员缪沙尔的主持下做了宣誓。对于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的拳拳盛情，还有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诚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正巧当时与我形影不离的好友德吕克时常催促我，加之我自己心里也正有此意，便一心想回到巴黎脱离现有的家庭，处理好各项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或者给他们一笔赡养费，然后便可以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定居，在这里安度余生。

这样决定之后，我便暂时停下手头的正经事，在动身回去前和我的朋友们尽情玩乐。在各项游乐当中，最让我开心的一次就是和德吕克老爹、他的儿媳和两个儿子还有我的戴莱丝一起，乘船环游日内瓦湖，前后用了七天时间。天气再好不过，泛舟湖上的风景令我惊叹，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写作《新爱洛伊丝》时，我把这些景色都细细写进了书里。

我在日内瓦结识的朋友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一家之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位：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认识他，当时对他的评价比后来要高一些；佩德利奥先生，当时他是乡村牧师，现在做了文学教授，和他交往非常愉快，让我感觉如沐春风，尽管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是明智之举，但我始终怀念这段友情；雅拉贝尔先生，那时的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后来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对此文颇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去世前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他还曾委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维尔奈教授，我曾以实际行动向他表达好感与信赖，这些行动原本应该让他深受感动——如果神学家能被实际行动感动的话——可是他也和大家一样，在我做出这种表示之后就对我置之不理；戈弗古尔的助理兼继承人沙普伊，他打算顶替戈弗古尔，取而代之，结果没过多久自己反而被人取代了；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故交，后来又成了我的朋友，当年也曾为祖国增光，后来成了一名剧作家，又想跻身二百人议会做议员，因而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在所有这些友人之中，我期待最高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的态度模棱两可，和我最险恶的敌人也有往来，但我一直很喜欢他，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成为我死后的辩护者，为我这个朋友一雪前耻。

在与这些朋友交游的同时，我依旧保持着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惯。我经常一个人在湖畔久久地漫步，习惯于思考的大脑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散步时，我思考着已经拟定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会谈到这本书；我琢磨着要写一部《瓦莱地方志》，还要以卢克丽霞为主题写一篇散文悲剧，先草拟出大纲，这位不幸的古罗马烈女已经不能在法国戏剧中登上舞台，但我仍然心存希望，想以此驳斥那些嘲笑我的人；我还试着翻译塔西陀的作品，译出了他的《历史》第一卷，译文现收录于我的文稿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于十月份回到了巴黎。回程路上我绕开了里昂，省得又碰见戈弗古尔。我计划等开春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天在巴黎又恢复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主要忙着审阅《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校样。我委托在日内瓦新结识的书商雷伊在荷兰印制了这本书稿。由于这部作品写着题献给共和国，而且献词很可能让国民议会不悦，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这篇献词在日内瓦反响如何再回去。

果然，这篇献词对我很不利。我在纯洁的爱国激情驱使下写出的献词却激发了国民议会对我的敌意，招来了市民的嫉恨。舒埃先生是当时的首席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言辞客气但口气冷淡的信，原信现存于我的信函集a，编号三。有些人私下里对我恭维了一番，比如德吕克和雅拉贝尔，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一位日内瓦人真正对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诚挚热情心有感触。但凡注意到这种冷漠的人都为我鸣不平。记得有一天，我到杜宾夫人位于克里希的家中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还有德·梅朗贝尔西耶先生。德·梅朗贝尔西耶先生在席间当着众位宾客的面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公开奖赏我，否则不免有失体面。克罗姆兰身材瘦小，面色黝黑，为人卑鄙险恶，这家伙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复，只做了一个难看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除了了却我自己的心愿之外，这部作品为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起先来自我的诸位友人，后来又由公众赠予。再后来，我又因为做公民做得太称职而失去了这个称号。

如果没有更重要的缘故，单凭这一点失意是无法阻止我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德·埃皮奈先生想要在拉谢弗莱特府第增建缺少的一侧房舍，为此花了一大笔钱。一天，我和德·埃皮奈夫人一起去参观这项工程，顺便去散散步。我们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法里，一直走到花园的大蓄水池旁，紧邻蒙莫朗西森林。那里有一片漂亮的菜园，还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小房子，人们叫它“退隐庐”。这里幽静宜人，我在去日内瓦旅行之前第一次来时就注意到了这片所在，印象十分深刻。兴奋之中，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道：“夫人啊，这是一处多么美妙的住所啊！简直是老天为我而设的退隐之地啊。”德·埃皮奈夫人当时似乎并没把我这话放在心上。但是这次再来时，我意外发现那座破败的旧房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几乎全新的小楼，房间布局合理，正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是德·埃皮奈夫人悄悄吩咐人做了这桩好事，并且花钱不多，只是从城堡侧翼工程中抽出一点材料和人工而已。此番旧地重游，她见我目瞪口呆，便对我说：“我的小熊啊，这就是您避世而居的屋宅了。这可是您自己挑的地方，出于我们的友谊，我将它赠给您。希望这份情谊能让您放弃离开我的残酷想法。”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幸福的感动。我的眼泪打湿了我那位女友的慈悲之手。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完全被她说服，但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埃皮奈夫人想趁热打铁，便想尽办法再三劝说我，托了不少人来争取我，甚至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替她说话。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改变了我的决定：我放弃了回祖国定居的计划，答应来退隐庐居住。她一面等新房晾干通风，一面忙着置办家具，一切准备停当，开春就可以入住了。

还有一件事也大大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定居了。我知道这位先生一定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我若是再去，就要在我的祖国再次面对巴黎的风气和习俗，又要开始没完没了的论战；要么成为一个俗不可耐的迂腐学究，要么做个胆小怕事的懦弱公民，再没有其他选择。伏尔泰针对我的最近一部作品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不得不在复信中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所导致的后果坐实了我的隐忧。从那以后，我认为日内瓦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耐，也许我会去直面狂风骤雨，然而我孤身一人，腼腆羞怯，不善辞令，该如何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口若悬河、深得王公贵族青睐、被女人和青年视为偶像的人呢？我担心逞一时之勇不但徒劳无益，反而可能让自己遭殃，所以我顺从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秉承与世无争的心态。这种渴望安宁的心态当年曾让我误入歧途，今天在同一问题上再次让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或许能让自己躲开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虽有一腔炽热的爱国激情，但仍不免怀疑：自己又能为祖国做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呢？

特隆桑差不多也在同一时期在日内瓦定居下来，不久之后又去巴黎闯荡，赚得盆满钵满。他一到巴黎就和德·若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望我。德·埃皮奈夫人很希望他能为她单独诊治，但是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很难挤进去，所以她就来找我想办法。我催促特隆桑去看看她。就这样，他们俩在我的介绍之下开始有了往来，后来关系日益密切，反而把我撇到一旁。我的命运一直如此：只要我把两个彼此没有关系的朋友介绍到一起，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和我作对。特隆桑家族从那时起就卷入了出卖祖国的阴谋，他们一家个个都对我恨之入骨，但是特隆桑医生本人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友好相待，甚至在回到日内瓦之后还写信给我，建议我到日内瓦出任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不过我那时主意已定，他这番盛情也没能使我动摇。

在这段时间，我又一次拜访了德·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德·霍尔巴赫夫人和德·弗兰格耶夫人都在我小住日内瓦期间去世了。狄德罗告诉我德·霍尔巴赫夫人去世的噩耗时，说起她丈夫痛不欲生，正是这份悲痛打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德·霍尔巴赫先生。他为了排遣忧思，同格里姆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周游法国去了。这件悲伤的事让我把他过去对不起我的所作所为全忘得一干二净，等我从日内瓦回来，他也回到巴黎之后，我就去拜访了他好几次，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得知德·埃皮奈夫人——当时德·霍尔巴赫男爵和德·埃皮奈夫人还没有来往——正在为我准备住所，对我大加嘲讽，挖苦和讥笑像冰雹一般落在我头上。他们大放厥词，说我需要别人捧场，渴望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随他们说去，我该怎么做还是我行我素。德·霍尔巴赫先生倒是帮了我一个忙：他给勒瓦瑟老先生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勒瓦瑟那时已经年过八旬，他的妻子嫌他累赘，一门心思要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进了养老院。可他毕竟年事已高，一把年纪被送进孤零零的养老院，去了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他的妻子和孩子对他的死都不怎么难过，唯独戴莱丝心疼老父亲，一直以此为恨事，后悔不该让老人在风烛残年离开她。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接待了一位万万没想到的客人，还是我的老相识。他就是我当年的朋友旺蒂尔。一天早晨他突然登门拜访，真让我始料未及。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我觉得他和我印象中简直判若两人啊！他早年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眼前的他看起来完全是个荒淫无耻的下流坯，让我不敢和他开怀畅谈。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声色犬马消磨了他的心智，也许是青春时代的风采已经随着岁月流逝化为乌有。再次见到他，我心中没有任何波澜，几乎可以说是无动于衷，见了面又冷淡地道了别。但是在他离开之后，往日交游甚笃的情谊勾起了青春时代的回忆。我那温情脉脉的青春年华啊，我虔诚地将青春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而那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这位旺蒂尔啊。我回想起那段幸福岁月的诸多轶事，想起在托讷度过的浪漫的一天，当时我那么天真，和那两位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尽情欢乐，她们给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吻手。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的怅惘之情却是那么强烈而动人，久久无法忘怀。当年，我胸中跳动着少年的心，充满了迷人的幻想，无穷的力量在胸中激荡；现在，我相信这一切都已一去不返，永不复来。所有这些缠绵悱恻的回忆让我洒下了泪水，为了我逝去的青春年华，为了失却便不能复得的激情。唉！倘若我能预料到这份激情将在我晚年卷土重来、给我带来无尽的痛苦，那么我又会为此洒下多少热泪啊！

在我离开巴黎前，也就是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做了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尽情享受了其中的滋味。南锡学士院的院士帕里索写了几部戏剧出了名，此时又在吕内维尔为波兰国王演出其中的一部。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胆敢执笔和国王对抗的人，自以为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坦尼斯瓦夫为人豪爽，不喜欢讽刺，一见有人竟敢这样在他面前如此妄加评说，不免勃然大怒。德·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说国王陛下有意将帕里索逐出学士院。我回信恳求德·特莱桑先生在波兰国王面前为帕里索说情。国王倒是开恩饶了他这一次，但德·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记录在学士院的档案里。我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开恩，反而让这一惩罚永传于世了。最后，在我的再三恳请下，事情总算得到了妥善解决：档案上不留任何记录，这件事不会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这件事上，不论是国王还是德·特莱桑先生都给了我足够的尊重，这一点让我颇感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别人的尊敬会在对方心里唤起一种比虚荣心甜美得多也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信函集里收录了德·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信，原稿见信函集第九、十和十一号。

我很清楚，一旦将来我的回忆录得见天日，那我本想掩盖的事情反而大白于天下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后世的事情还多着呢。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我始终没有忘记，将一切和盘托出的责任心也不可推卸，这份目标和责任心不允许我顾忌小节而刻意规避，否则就会背离我的初衷。我身处在独一无二的离奇境地，更应该对真理负责，不能顾虑别人而有所隐瞒。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认识我的所有方面，不管是好还是坏。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人的忏悔紧密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和别人时都应该同样坦率，尽管我有意对别人多加照顾，但也不应该对别人宽容而对自己严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若非迫不得已不说他人的坏处，而且只说和我有关的问题。我已经被他们逼到了这样的境地，谁还有权利对我要求更多？

我写忏悔录原本就不是为了在我或者相关的人死前发表的。如果我能主宰我自己和这本书的命运，那我会让这本书在我和相关人物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压迫我的人因为畏惧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费尽心思要将真理的痕迹扫除殆尽，所以我不得不尽我所能保存真理的痕迹，采取最正当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和我一起淹没在历史中，那我宁愿不牵连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毫无公道但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但是，倘若我的名字还会流传下去，那我就应该尽力记录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面貌和回忆，我应该记录真相，而不是我那些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描绘的故事。

[61]译注：圣普乐，卢梭小说《新爱洛伊丝》中的男主人公。

[62]译注：玛丽·菲尔是巴黎的一位歌剧女歌唱家，剧作家路易·德·卡于萨克当时是她的情人。

[63]译注：当时的巴黎近郊小镇，现为巴黎第十六区。

[64]译注：《拉贡德之爱》是法国人让－约瑟夫·穆莱作曲，菲利普·德图什写作剧本的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