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03（第2页）

我不禁想起了从前德·埃皮奈夫人告诉我的他的道德纲领，她自己也奉行那套纲领。纲领只有一句话：人的唯一义务就是在所有事情上追随自己的意愿。第一次听到这种道德观念，我真是感慨万千，那时我只把它当作一句戏言。然而，我很快便看到，他的确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后来让我深受其害的很多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狄德罗也不知道多少遍和我提起过这种信条，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多加解释。

我想起数年前就有人再三提醒我，说此人虚伪，擅长将他人的感情玩弄于股掌之中，尤其有人警告我说他不喜欢我。我想起了德·弗兰格耶先生和德·舍农索夫人讲给我听的几件小事，这两个人都有些瞧不上他，而且他们应该比较了解他的为人，因为德·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德·弗里森伯爵的密友德·罗什舒亚夫人的女儿，德·弗朗格耶先生当时与德·拉·波立尼亚克子爵交游甚好，格里姆刚刚进入皇家宫殿的时候，德·弗朗格耶先生已经在那里住了很久。全巴黎都知道，格里姆在德·弗里森伯爵去世后表现得痛不欲生，因为他要维持遭到菲尔小姐冷遇后赢得的名声，假如我当时眼光更透彻一些，原本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识破他沽名钓誉的虚伪伎俩。他被人拖到德·加斯特利公馆，在那里摆出如丧考妣的样子，装得惟妙惟肖。每天早晨他都到花园里去哭个痛快，只要有人能看见他，他便用浸透泪水的手帕捂着眼睛，一转进他以为没人的小径，便登时把手帕塞进口袋，抽出一本书来读得津津有味。这番模样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巴黎，不过也很快就被遗忘。连我自己也很快忘了这事，可是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偏偏又让我想了起来。我住在格勒内尔街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得要死，而他当时住在乡下。一天早晨，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看我，说他刚从乡下赶来。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得知，他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巴黎，还有人在戏院里碰见他了。

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最让我感慨纳闷的是，我怎么这么晚才看清格里姆的为人。我把我所有的朋友无一例外地介绍给他，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我当时和他形影不离，不愿意看到哪户人家欢迎我却将他拒之门外。只有德·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从此便不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了一些朋友，有些是凭他自己的交游，有些则是通过德·弗里森伯爵的关系。在他这些朋友中，没有一个后来成为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至少让我和他们见面认识一下。我有时在他家里遇到他的那帮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有过一丝友善的表示。就连德·弗里森伯爵也是如此。格里姆住在伯爵府上，我若能因此与伯爵有一点来往，自然会很高兴。德·弗里森伯爵的亲戚德·舍姆贝格伯爵也从没给过我好脸色看，而格里姆与德·舍姆贝格伯爵的关系更加亲密。

不仅如此，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与我亲密无间，认识他以后全都态度大变。他从不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结果他又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我们的友谊结出的果实尚且如此，那么仇恨又会结出怎样的果实呢？

就连狄德罗早先也曾多次警告过我，说尽管我对格里姆信任有加，但这个人并不是我的朋友。可是后来，当狄德罗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他却换了一套说法。

我处理当年那几个孩子的办法不需要任何人协助。我把这事告诉朋友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以免他们高看了我，把我想得比实际中要好。我一共告诉了三位朋友：狄德罗、格里姆和德·埃皮奈夫人。其实我最应该告诉的是杜克洛，可我偏偏就没有告诉他，结果他还是知道了我的秘密。是谁告诉他的呢？我不得而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不太像德·埃皮奈夫人所为，因为她很清楚，如果我和她一样背信弃义，我有的是办法狠心报复她。这样一来就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们俩当时在许多事情上都沆瀣一气，尤其是在对付我的事情上。因此极有可能是他们共同的阴谋。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杜克洛，因此他没有保密的义务，完全可以到处去说，然而他反而是唯一为我保守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处心积虑要把两位女家长从我身边拉走的时候，也曾大力鼓动杜克洛上他们的贼船，但他却极其厌恶地拒绝了。我在事情过去之后才从杜克洛那里得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我先是从戴莱丝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足以看出他们在策划不可告人的密谋，看出他们即使不是想和我对着干，也是要摆布我，至少是有事瞒着我，再不然就是想让这两个女人充当实现某种阴谋的工具。不管是什么，肯定是不光彩的事，杜克洛的反对就是最不容辩驳的证明。谁愿意相信他们那么做是出于友谊，就尽管去相信吧。

这份虚伪的友谊让我在家里家外一样诸事不顺。几年来他们不断和勒瓦瑟太太嚼舌头，明显改变了这位夫人对我的看法和态度，这种改变当然不会对我有利。他们鬼鬼祟祟的密谈里究竟都谈了些什么？为什么遮遮掩掩？难道和老太太谈话如此有趣，让他们欲罢不能吗？或者如此重要，必须守口如瓶？这种密谈一直持续了三四年，起初我只觉得可笑，现在转念一想，不禁心下一惊。如果那时的我就知道老太婆为我准备了什么，那我恐怕就不仅仅觉得惊异，而是细思恐极了。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大肆吹嘘他对我的热切情谊，可是从他对待我的态度中实在难以看出他的热情，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得到过他的半点好处。他口口声声所说的慈悲心不但对我无益，反而让我受罪。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断送了我谋生的财路：他到处说我誊抄乐谱的水平极差，错漏百出。我承认，他在这一点上说的倒是真话，可是这也轮不到他来说啊。他自己另找了一个誊抄人，把他能拉走的客户一个不留地从我身边拉走，以此证明他并不是血口喷人。人们简直可以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依靠他，仰仗他才能生活，为了把我逼上他希望我走的那条路，他不惜断绝我所有的谋生之道，不逼我就范绝不甘心。

仔细想清楚这一切以后，理智终于让我意识到，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凡事都替他着想了。在我看来，他的为人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谊，我可以断定那都是虚情假意。于是我决心不再见他。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德·埃皮奈夫人，列举了许多不容置辩的事实凭据，不过现在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些事了。

德·埃皮奈夫人极力反对我的决定，可是又不知该如何反驳我提出的种种依据——她还没有和他商量好如何回应。第二天，她没有亲自劝说我，却交给我一封他们俩一起写成的巧言令色的信。她在这封信中替他辩护，只说一切都错在格里姆内敛的性格，对具体的事实却一字不提，还指责我实在不该怀疑格里姆对朋友背信弃义，最后劝我和他言归于好。这封信（信函集a，第四十八号）让我拿不定主意。后来我们又见面谈了一次，与第一次谈话相比，这次她是有备而来，把我完全说服了。我甚至相信可能真的是我自己看走了眼，果真如此的话，那对我这位朋友无疑太不公正，我应该赔礼道歉。简而言之，就像过去多次对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男爵做过的那样，我半是自愿半是软弱地向格里姆请求和解——原本应该是我有权要求他向我求和。我就像被迫向妻子的情夫道歉的乔治·唐丹[67]一样，到格里姆那里去，请他原谅他曾对我的侮辱。我始终有一个错误的信念，以为只要态度客气、方法得当，天下没有解不开的冤仇。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让我这一辈子在那些虚伪的朋友面前做出了不知多少卑躬屈膝的事。现实中其实正好相反，恶人越是找不出仇恨对方的理由，恨意就越发强烈；越是觉得自己不对就越是痛恨对方。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格里姆和特隆桑两人就足以证明这一论断。他们出于各自的品位、兴趣和怪癖，都成了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根本说不出我做过哪怕一件对不起他们俩的事，能够让他们这样恨我。他们的狂怒一天胜过一天，就像恶虎发狂一样，越是迁就它，它的脾气就越大。

我满心期盼格里姆会因为我委曲求全主动请和而惭愧，以为他会感动得张开双臂，以最诚挚的友情来迎接我呢。谁承想，他见我时就像罗马皇帝一样板着脸，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那样倨傲的神气。我对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准备。我扮演着不该由我扮演的角色，感觉非常窘迫，在我唯唯诺诺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肯开恩赦免我的“罪过”，反而冠冕堂皇地宣讲了一篇事先预备好的训导词，罗列了自己数不胜数的罕见美德，特别是在交友方面。他花了很长时间反复强调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朋友从来不会离他而去。初听这话，我颇为震惊，听他滔滔不绝，我不禁在心中暗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唯一的例外，那我可真够狠心啊。他装腔作势地说个没完，说来说去就是想强调这一点。我不免想到，如果他真是因为对朋友的情感才做到这一点，那么他根本不会这么上心，以此作为自我标榜的格言了。实际上，他只是把这条格言当作向上爬的手段罢了。我也一样，我的朋友从来不会离我而去，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过任何一个朋友，除非是朋友去世。然而，在那一刻之前，我完全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没有把这看作引以为傲的信条。既然我们都有这一优点，那么他又何必对此津津乐道大吹大擂呢？说完这一点，他又一心想让我难堪，举出种种证据，说明我们的共同朋友都偏爱他而不是我。这一点确实不假，我和他一样清楚，问题在于他是如何赢得朋友们的偏爱的？他是以德服人，还是工于心计呢？是因为他努力提高自己的声望，还是因为竭力贬低我的名誉呢？就这样，他尽情抬举自己而贬低我，让我感到他对我的宽宏大量实在来之不易。最后，他终于轻轻拥抱了我一下，以示和解，就像国王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跌落尘世，茫然无措，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一幕就像老师痛骂他的学生，最后却饶了他一顿鞭子。每每想到这一幕，我总是不免感叹，根据表象所做的判断多么具有欺骗性啊！然而庸俗之人偏偏无比重视表面文章。同时我也体会到，有罪之人往往放肆大胆、趾高气扬，无辜之人却总是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样的局面真是屡见不鲜！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和好了。我的心头终究是少了一个重担，因为任何纷争都会让我的苦恼不已。诸位当然不难猜到，这样的和解不会改变格里姆的态度，只是让我从此无权再对他的态度提出抗议罢了。所以，我只能忍受一切，不再多说一句。

这么多烦心事接踵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失去了自制力。圣朗拜尔没给我回信，德·乌德托夫人也和我疏远了。我不敢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不禁开始害怕将友谊作为心中供奉的偶像，生怕将一辈子浪费在虚无缥缈的目标上。经过这次考验，我所有的知交之中只剩下两个还值得我景仰和信赖的人：一位是杜克洛，自从我避居退隐庐以来没再得到过他的消息；另一位就是圣朗拜尔。我觉得我要向圣朗拜尔谢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压在心里的事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于是我决定在不连累他的情人的前提下，向他忏悔一切。一方面，我并不怀疑自己选择这种做法确实有旧情作祟的成分，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离她更近一些，但另一方面也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恨不得毫无保留地向她的情人忏悔，完全听从他的教诲。我正准备给他再写一封信时，忽然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也知道了他没有答复第一封信的原因。战争残酷，他没能幸免。德·埃皮奈夫人告诉我，他受伤瘫痪了。德·乌德托夫人也忧伤成疾，所以没及时给我回信。两三天后，我收到了德·乌德托夫人从巴黎——当时她在巴黎——的信，告诉我圣朗拜尔已经被送到亚琛的矿泉浴场疗养去了。我不敢说这则悲伤的消息让我和她一样悲痛欲绝，但是我相信我悲伤和泪水并不比她少。得知他病成这样，我非常难过，又担心他的心绪不宁可能加重了病情，所以这种悲痛的心情比之前遭受的一切更让我心伤。我痛苦地意识到，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实在没有足够的力量长期承受这样的苦楚。幸好，这位仗义的朋友没有让我长久陷于痛苦之中，他虽然卧病在床，但是并没把我忘在脑后。不久，我便从他的亲笔信里得知，我对他的心情和病情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事实上没有那么糟糕。现在，讲述我命运大变革的时候到了，我该谈一谈那场将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的大灾难了。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这场灾难竟然产生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有一天，德·埃皮奈夫人出乎意料地派人来请我。刚一进门，我就发现她的眼神和举止中透露出异乎寻常的慌乱，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平日里她不会这样，没有谁比她更善于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动作了。她对我说：“我的朋友，我要到日内瓦去了。我的胸部不舒服，我的身子快要垮了，我必须放下眼前所有事情，去找特隆桑诊治一下。”当时正是入冬时节，她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让我无比惊讶，更何况三十六个小时前我刚刚和她告别，她当时根本不曾提到这件事。我问她准备带谁一同去。她说要带她的儿子和德里南先生，接着，她又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您，我的小熊，您要不要一起？”我觉得她说这话并没有当真，因为她知道我在整个冬季几乎从不出门，所以我就开了个玩笑，说病人陪护另一个病人只能添乱。她看起来并不是真心邀请我同往，所以便止住话头，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谈了谈旅行出门的准备工作。她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决定半个月后动身。

我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能感觉到，这次旅行的动机是一个瞒着我的秘密。全家上下都知道这个秘密动机，只把我一人蒙在鼓里。不过第二天戴莱丝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是总管泰西耶从随身侍女嘴里听到，然后又告诉戴莱丝的。既然不是德·埃皮奈夫人亲口告诉我的，那我也就没有为她保密的义务。不过这件事和走漏风声的人牵连太多，我不能连累他们，所以我不会多说，这些秘密永远不会从我口中或笔下泄漏出去。不过知道的人太多了，在德·埃皮奈夫人的圈子里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68]

我得知这次旅行的真正动机之后，就看出我的仇人在暗中推波助澜，想要我护送德·埃皮奈夫人。不过她既然没有坚持，我也就没把她的话当真，只是暗地里觉得好笑。如果我当真傻乎乎地应承下来，做了她的随行护卫，那我可真是要让人看好戏了。我的拒绝反而让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最后竟然说动她的丈夫亲自陪她前去。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狄德罗的一张便条，现抄录如下。这张便条送来时只是随意折了一下，纸上的内容一览无余。这张便条先是送到德·埃皮奈夫人府上，由她的亲信家庭教师德里南先生转交。

狄德罗的便条（信函集a，第五十二号）：

我注定是那个喜欢您却要让您苦恼的人。我听说德·埃皮奈夫人要去日内瓦，却没有听说您会陪她。我的朋友，如果您对德·埃皮奈夫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的话，您应该陪她一起去；如果您对她心有不满，那就更应该去。您是不是受了她的恩惠，至今感念于心呢？这正是报偿她恩德的天赐良机，回馈了她的善心，您也可以略感宽慰。您一生之中还能找到另一个表示感激之情的大好时机吗？她将要前往陌生的国度，仿佛从云端坠入人间。她贵体欠安，需要有人陪她娱乐消遣。现在正值严冬啊！您看，我的朋友，您以自己身体有恙为由推脱，这理由或许比我想象的有说服力得多。但是此刻您的身体是否比一个月以前和将来开春以后更不好呢？您三个月后再动身难道就比今天方便些吗？要是换作我，我可以坦言相告，如果我受不了车马劳顿，拄着拐棍我也会跟她走。再说，难道您不怕别人误解您的行为吗？人们会怀疑您忘恩负义，或者别有用心。我很清楚，不管您做什么事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仅仅无愧于心就足够了吗？您难道能对众人悠悠之口置若罔闻吗？不管怎么说吧，我的朋友，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张便条是为了对得起您，也是为了对得起我自己。如果这张便条惹您不高兴，请您把它付之一炬吧，以后也不必再提，就当我从没写过。向您致意，我爱您，拥抱您。

这张便条气得我浑身发抖，两眼发花，差点没读完就丢开。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看出狄德罗的伎俩。他装出一副比其他所有信中都更温和、更亲热、更真挚的口吻，在别的信里他顶多称呼我为“亲爱的先生”，从来不屑对我以“朋友”相称。一看便知这张便条为何要转弯抹角经人转交到我这里，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和层层转手的笨拙手段都是欲盖弥彰，早已暴露了背后的目的。平时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都是邮寄，或者托蒙莫朗西的信使捎带，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采用这种邮递方式。

当我的怒火稍微平息一些，允许我动笔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下了下面这封回信。草草写完之后，立即把信从退隐庐送到拉谢弗莱特给德·埃皮奈夫人看。我当时气得失去了判断力，甚至要把我的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便条一起亲口读给她听。我的回信如下：

我亲爱的朋友，您既不可能了解我对德·埃皮奈夫人有多么感激，也不可能知道我多么希望报答她的恩德。您既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希望我陪同前行。您既不知道我是否有可能动身，也不知道我不能同行的理由。我并不拒绝和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前请您承认，您事先不多加考虑，便如此肯定地规定我应该怎么做，我亲爱的大哲学家啊，这无异于像糊涂虫一样大放厥词。我觉得其中最恶劣的一点在于，您的意见并非出自您本人。我的脾气不好，不愿意第三者或第四者假借您的名义牵着我的鼻子走，不仅如此，我觉得在这些转弯抹角的手段里看出了某些与您的坦率很不相称的密谋。为了您也是为了我着想，我想您今后还是罢手为妙。

您生怕有人对我的行为做出错误的解读，不过我相信，以您的心灵一定不至于把我往坏处想。如果我人云亦云，别人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一些。愿上帝保佑，别让他们夸我！让坏人尽管窥伺我、恶意揣测我好了。我卢梭生来就不是害怕恶人的人，您狄德罗也从来不是听信恶人之言的人。

您说如果您的便条让我不高兴，就请我将它付之一炬，从此便当您没有写过这么一封短信。亲爱的先生啊，您以为从您那里来的东西，我能这样轻易忘记吗？您在给我造成痛苦的时候毫不顾及我的感受，正如您劝我采取某种疗养方法时毫不考虑我的健康一样。如果您能改一改这个毛病，您的友谊对我而言将会更加温存，我也不至于变得这么可怜了。

我走进德·埃皮奈夫人的房门，格里姆和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高声朗读了这两封信，理直气壮得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念完之后，我又补充了几句，振振有词的气势一点不亚于念信的时候。看到平时那么懦怯的我此时此刻竟然这么大胆，他们俩都瞠目结舌，一时间竟无言以对，那个气焰嚣张的人双目低垂，不敢直视我炯炯的目光。不过也正是在此时，他在内心深处一定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而我确信他们在分手前一定商量好了置我于死地的伎俩。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从德·乌德托夫人那里收到了圣朗拜尔的回信（信函集a，第五十七号），来信地址还是德国的沃尔芬比特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久。原来我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所以他的回信也姗姗来迟。这封回信给了我此时此刻迫切需要的些许安慰，信中的尊重与友情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决心不辜负他的盛情。从此以后，我凡事都谨守本分。如果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慷慨仗义、忠厚正直，我一定早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